東吳景帝孫休
劉禪實際執(zhí)政三十年，發(fā)布十一次大赦，尚且被批評為“茲制漸虧，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之惡”。
孫休在位僅六年便四次大赦，軍事上無對外勝績，不乏海盜進犯，亂民起兵；其政績比之劉禪，甚至比之暴君孫皓，又能強多少呢？
從前吳使張溫盛贊孔明時代蜀漢施政，被孫權(quán)認為有損國體，因此貶官。前車之鑒如此，更何況孫休的能力見識胸懷，更遠不及其父呢？因此當孫休問及蜀政得失，吳使多加夸張貶辭，亦屬尋常。
只是不久后蜀漢軍事失敗而滅國，諸如“主暗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wù)裕?jīng)其野民皆菜色”這些貶低之辭，才成了吳人所謂的“先見之明”，竟成青史定論。說到底，不過成王敗寇罷了。
其三：蜀漢亡國，實為國力不濟，天時不足，劉禪并不負主要責任。
蜀漢滅亡根本原因，可以說從關(guān)羽丟失荊襄、劉備猇亭慘敗，兩戰(zhàn)合計近十萬大軍以及大批良將的損失，就已注定了它的立國先天不足、偏安一隅，兵寡物微；
以諸葛亮千年不出曠世奇才，十年北伐，耗盡心力亦只奪取邊遠兩郡。隨著諸葛亮逝去，時間推移，中原經(jīng)濟和人口的不斷恢復(fù)，占據(jù)中原九州之地的魏晉帝國對南方吳蜀均在國力上形成壓制性優(yōu)勢，而蜀漢立國時便存在的荊益士族之爭亦只能一時壓制，不可能徹底解決。是以天時地利人和皆失，實非人力所能挽回。
劉禪在位期間的最大錯失，便是信任他稱之為“趨避小臣”的宦官黃皓。蜀漢執(zhí)政如姜維、諸葛瞻，蜀漢故臣如陳壽、李密，均視此人為亡國之罪魁。
蜀漢中常侍黃皓
賢臣董允在世期間，一直壓制黃皓，使之不能為害；董允死后，陳祗接任侍中、尚書令，開始與黃皓交好，內(nèi)外勾結(jié)。而陳祗死后，黃皓“始專政”“操弄威柄”，其劣跡包括離間皇族，令甘陵王劉永十余年不得朝見；將不附和自己的名將羅憲貶為巴東太守等；
但另一方面，陳祗并非明顯意義的奸臣，根據(jù)《譙周傳》，當姜維北伐“軍旅數(shù)出，百姓彫瘁”，陳祗和主和派代表譙周爭辯，令譙周做《仇國論》，本身是姜維北伐的鼎力支持者，同時亦是死后令劉禪痛惜流涕的信臣。
畢竟宦者是朝臣和士人的死敵，北伐派如姜維、休兵派如諸葛瞻，均一致視其為禍害，誓欲除之。姜維求殺黃皓不得，遠至沓中屯田避禍，間接促成了魏國決定大軍南伐。
魏軍準備進攻時，黃皓因銜恨姜維，迷信鬼巫，壓下姜維要求「分護陽安關(guān)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的表章，直接導(dǎo)致了鄧艾偷渡陰平時，蜀國上下猝不及防，諸葛瞻父子綿竹一戰(zhàn)敗死殉國，劉禪絕望投降。
因此說黃皓是蜀漢滅亡的直接責任人之一，當無疑問。劉禪在眾臣抵制下信任了這個小人幾十年，還為不能擢升他而記恨董允，晚年更令此人掌握了中樞機要大權(quán)，以至于被隔絕內(nèi)外，責任同樣無可推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