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帝制國家，是極難有現(xiàn)代國家一樣的嚴明法治的，而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人治。
諸葛亮的理想主義施政，只有憑他卓越當(dāng)世的個人能力、鞠躬盡瘁的工作熱情、事無巨細的工作態(tài)度，可說是燃盡生命中所有能量才得以實現(xiàn)；
此后即使是他看好的繼任者，公認的賢相費祎也同樣難以為繼。長久面對蜀國地域狹窄、國力弱小這樣的現(xiàn)實，作為務(wù)實的政治家不得不做各種妥協(xié)。
蜀漢大將軍（宰相）費祎
在劉禪此后實際統(tǒng)治的30年間，一共11次大赦，和諸葛亮?xí)r代比當(dāng)然是例頻過濫�？煽纯赐瑫r代魏國吳國執(zhí)政者，包括孫權(quán)、司馬懿父子這些在歷史上均可被稱為政治家的所為，也一樣在依靠頻繁地各種大赦來緩和矛盾，延續(xù)統(tǒng)治。
依據(jù)《三國志》各帝紀(jì)傳大略統(tǒng)計了一下，
曹丕在位6年，1次大赦；曹睿在位13年，5次大赦；曹芳在位15年，9次大赦；曹髦在位6年，3次大赦；曹奐在位5年，4次大赦；
孫權(quán)在位33年，8次大赦；孫亮在位6年，6次大赦；孫休在位6年，4次大赦；孫皓在位16年，14次大赦；
大赦的本意，是赦免罪犯、減輕罪責(zé)。再注意一個事實，當(dāng)時蜀漢作為一個人力資源貧乏的小國，卻不停以攻為守，對北方大國頻繁發(fā)動攻勢。而劉禪的大赦令，絕大多數(shù)發(fā)生在重臣（蔣琬、費祎、姜維）還軍成都、準(zhǔn)備新的攻勢時。
那么這些大赦令其中一個重要目的就顯而易見了，不外乎讓那些罪犯囚徒，去填補下一輪軍事行動所需的人力資源。換言之，就是史上常見的“謫發(fā)囚徒為兵”，如秦始皇征南越、漢武帝征大宛例。只不過秦皇之鑒不遠，輪臺詔書猶在，便用大赦天下的名義粉飾太平。
一如孫皓僅僅用相當(dāng)于劉禪一半的實際執(zhí)政時間，就下達14次大赦令，榮登“三國大赦帝”寶座，仁君乎？然則其人正是史上出了名的暴君。其“大赦”目的，可想而知。
因此單因頻繁大赦之事，用不著對劉禪過度批評。不能完全效仿諸葛亮在位時期的施政方式，正因彼時蜀漢君臣能力不夠，非不欲也，實不能矣。畢竟單論治政，古往今來又有幾人能及諸葛亮這個千古奇才？真當(dāng)“諸葛大名垂宇宙、千載誰堪伯仲間”是隨便說說的么？
《漢晉春秋》：【孫休時，珝為五宮中郎將，遣至蜀求馬。及還，休問蜀政得失，對曰：“主暗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wù)�，�?jīng)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如果孫權(quán)和司馬懿可以長期在三國類游戲里擁有90以上的政治能力，曹丕曹睿父子也可以擁有80以上的政治能力，都被大眾視為理所當(dāng)然的話，那么作為君主，劉禪的政治能力也應(yīng)該是這個數(shù)值，并不遜色于他們。
長期以來，治下百姓“面有菜色”被當(dāng)做劉禪施政昏庸無道的鐵證，近乎已成共識。然而考其出處，僅來自于東吳使臣對其君主孫休的一面之辭。
孫休其人，陳壽評價他“以舊愛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算不得賢君；為鞏固權(quán)位便殺害被權(quán)臣廢黜的幼弟孫亮，算不得仁主；孫休信用張布、濮陽興主持朝政，托孤此二人，他們卻廢其子而迎立孫皓。孫皓即位后殺孫休之妻并二子，足見孫休亦無基本的識人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