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流傳下來與關夏代有關的史料十分匱乏，所以歷史上是否有夏代存在，曾被許多人懷疑。但是《史記·夏本紀》中記載的夏代世系與《殷本紀》中記載的商代世系一樣明確，商代世系在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中得到證實，因此《史記·夏本紀》中所記的夏代世系被多數(shù)學者認為是可信的。
這樣，在考古學家對安陽殷墟、鄭州商城等商代的物質(zhì)文化遺存有了進一步認識的基礎上，提出了夏文化探索的研究課題，希望用考古手段去找到夏代的物質(zhì)文化遺存，進而恢復夏代歷史。
古史學家依據(jù)文獻資料，提出有兩個地區(qū)可能是夏人的活動地區(qū)：一個是河南西部嵩山附近的登封、禹縣和洛陽平原；一是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地區(qū)。因為傳說中夏代的都邑和一些重要的歷史事件，大多同這兩個地區(qū)有關。1959年開始“夏墟”調(diào)查，拉開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
四十年來在豫西、晉南開展了一系列考古調(diào)查和發(fā)掘工作，使夏文化探索的目標逐漸縮小。多數(shù)學者認為：以偃師二里頭遺址命名的“二里頭文化”（包括二里頭類型和東下馮類型）和豫西地區(qū)的“龍山文化”是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對象，并對夏文化問題發(fā)表了各種看法。
惟因缺乏文字等直接證據(jù)，學術(shù)界對哪種遺存是夏代文化還沒有形成共識。但是無論是豫西地區(qū)的“龍山文化”還是“二里頭文化”，均已積累了相當豐富的資料，它為最終解決這個問題創(chuàng)造了很好的條件。據(jù)傳宋代宣和年間臨淄出土的一組春秋時期青銅器叔夷鐘（作器者叔夷乃宋穆公后裔，齊靈公時任齊國正卿）有銘文追述宋人祖業(yè)說：“……隙成唐，又嚴在帝所，溥受天命，刪伐夏司，敗厥靈師，以少臣惟輔，咸有九州，處禹之堵……”也就是“威武的成湯，敬畏天帝，接受天命，討伐有夏，打敗其軍。在小臣的輔佐之下，囊括九州之地，占有大禹之都。’這段銘文同西周以來文獻中關于夏和殷（商）是前后承替的兩個王朝、‘殷革夏命’的說法完全一致，成為兩周史籍有關夏王朝記載的有力佐證”。
鑒于記述夏王朝與夏商更替的文獻史籍沒有早到西周者，所以春秋銅器叔夷鐘恐怕還是無法成為“西周以來”或“兩周史籍有關夏王朝記載的有力佐證”。[120]
2002年面世的遂公盨屬西周中期，其上有“天命禹敷土，墮山浚川”的字樣。銘文記述大禹采用削平一些山崗堵塞洪水和疏道河流的方法平息了水患，并劃定九州，還根據(jù)各地土地條件規(guī)定各自的貢獻。在洪水退后，那些逃避到丘陵山崗上的民眾下山，重新定居于平原。
由于有功于民眾，大禹得以成為民眾之王、民眾之“父母”。遂公盨的發(fā)現(xiàn)，將大禹治水的文獻記載提早了六七百年，是所知年代最早也最為詳實的關于大禹的可靠文字記錄。但文中并無“夏”的字樣，禹似乎還具有神格而非人王，因而這篇銘文似乎并不能被看作是夏代“大禹治水傳說最早的文物例證”。[121]
定為奴隸社會根據(jù)馬克思歷史理論，夏、商、周三代曾被定性為奴隸社會，此觀點爭論較多。奴隸社會以社會下層的廣大奴隸群眾為主要生產(chǎn)角色，然而就傳統(tǒng)文獻記載以及考古發(fā)掘工作并沒有發(fā)現(xiàn)中國上古時期廣泛實行奴隸制度的跡象[117]。
卡爾·馬克思總結(jié)古希臘、古羅馬和古日耳曼民族的社會歷史提論，原始社會的原生形態(tài)在向文明邁進時，衍變?yōu)榇紊螒B(tài)，奴隸或農(nóng)奴制度取代原始的氏族公社，他認為原始氏族制度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古代的中國，氏族制度并沒有消失，而它在很長的時期內(nèi)頑強的保存著。
在國家的萌芽期，原始的氏族公社制度無法承載對廣大區(qū)域進行有效管理的任務，從而衍變?yōu)橐环N氏族封建的世襲制度。又在西周時期衍變?yōu)樽诜ǚ饨ㄖ贫�。[50]有效的施行奴隸制度需要一個完善的中央集權(quán)體系和一個強大的軍事勢力，這是夏代不具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