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袁殊被宣判為國民檔CC特務(wù)、軍統(tǒng)特務(wù)，日本特務(wù)、漢奸，判處有期徒刑12年。他本應(yīng)在1967年刑滿釋放，但因為“文革”，又被關(guān)押了8年。

　　看過判決書，曾龍和曾虎都愣住了。他們沒想到，父親竟然是這樣一位貨真價實的反革.命分子。

　　傳閱一圈之后，坐在角落里的袁殊開了口：“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是我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接受了檔的指示才干的。”

　　大軍山農(nóng)場準假25天，袁殊和子女、親屬見面不過三四次，卻能準確道出每個人的性格和處事特點，這一點讓曾龍十分嘆服，“不愧為老牌特務(wù)”。

　　1978年夏天，曾虎去大軍山農(nóng)場探望袁殊，住了三天。曾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袁殊的工作是看菜園，住在平房里，房間里擺放著訂閱的報刊。他對曾虎說起，四人幫倒臺了，他相信有些問題可能會有新的說法。

　　曾虎說，對父親過去給國民檔做事覺得可以理解，但是給日本人做事，是漢奸，作為子女，也認為是不能原諒的。

　　沉默半晌后，袁殊說，自己曾這樣問監(jiān)管的李隊長：“你在解放軍當過兵，如果你的連長讓你沖鋒陷陣，你能違抗命令嗎？”

　　居無立足之處

　　1980年1月，袁殊第三次請假回京。

　　此時，他已身患半身不遂，治療后病情有所緩解。在1月3日的日記中，他寫到：“長壽對于無所事事的人來說，卻是‘老而不死是為賊’了！”

　　前兩次回京，袁殊都向組織提出了要求重新審查的申訴，均無果，這次他抱著不把問題搞個水落石出就不回去的決心，打算破釜沉舟。

　　袁殊陸續(xù)見到了一些20多年前的舊相識，給夏衍、李一氓、熊向暉等當年隱秘戰(zhàn)線的老戰(zhàn)友都寫了求援信。

　　袁殊這次回京前，沒有通知子女。曾龍只好臨時把他安置在自己位于永安里的一處8平米的小空屋中。

　　當時正值寒冬。袁殊在秦城監(jiān)獄里患了腦血栓，手腳不太靈便，常常費了很大力氣也生不好爐子。曾龍每次去看他，他幾乎都躺在床上咳喘不止。他幾次在日記中感慨，自己居無立足之處，“天下之大，而我似乎將近流落街頭”。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眼前的這本日記本，黑色皮面，上有一紅一白兩朵雛菊，里面是深藍色的鋼筆字，字跡清晰，日期從未間斷，每日之間空一行，日期被加深加粗，一目了然。

　　一天，袁殊把鑰匙鎖在了房里。他在日記中寫道：“這個情景，正為現(xiàn)在的政治處境：門鎖緊了，鑰匙鎖在房內(nèi)，人則鎖在房外，進出不得！”

　　1980年2月24日，時任中調(diào)部老干部局局長郭達凱給袁殊送來了300元錢作為醫(yī)藥費，并和他談了近一小時。他得知，自己寫的材料已正式轉(zhuǎn)交組織，在中調(diào)部落實政策辦公室備了案。他當面提了要求：“在國內(nèi)我已經(jīng)成為了一塊廢料，不如放我出去活動。”

　　曾龍注意到，此后的兩個星期，父親情緒很興奮。他知道，父親是想繼續(xù)干老本行。

　　2月29日，袁殊寄出寫給中調(diào)部部長羅青長的信，請求解決自己的問題。9月28日，他收到最高人民法院的來信，要求他對某些情況再做補充說明。

　　在等待處理結(jié)果的日子里，袁殊靠讀書、看報、抄寫、聽廣播打發(fā)時間。有時一個人逛公園，去美術(shù)館看展，看電影，在街邊買花和糕點小吃。他會把每一筆開銷都詳盡記下。在日記中，他嘆息：“一天就為了忙于吃！”

　　五重間諜

　　1980年7月，在與袁殊和關(guān)露都熟識的梅益介紹下，袁殊借住進了同為潘漢年案涉案人員、也剛出獄不久的關(guān)露在香山東宮二號的房子。

　　在這里，袁殊三女兒曾曜的丈夫、在長春光學(xué)與精密機械學(xué)院工作的趙如寶第一次見到了袁殊。他對袁殊十分好奇，覺得自己這位大名鼎鼎的老丈人完全不像搞特工的，倒更像一位大學(xué)教授，有文人氣質(zhì)。

　　1981年8月，關(guān)露要收回房子，袁殊租住進香山南營。機關(guān)落實政策辦預(yù)付了一年的房租。

　　袁殊經(jīng)常一個人在家守著一臺小黑白電視機。那時，電視連續(xù)劇《敵營十八年》正在熱播，他不屑地對曾龍說：“白區(qū)地下工作要是照這個搞法，半天都混不下去。”

　　袁殊曾對曾龍說，自己是“榜上有名”的人。1946年，他被戴笠任命為國民檔軍統(tǒng)直屬第三站站長，中將軍銜。他沒有理睬，進入了解放區(q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