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中有三條材料可以說明。

        第一條，前引曹操曾對太子曹丕說：“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這可能是曹操通過對司馬懿的觀察，感覺來者不善，心存疑慮，又做了一個“三馬同食一槽”的夢，進而產(chǎn)生不祥之兆，故說此話。

        第二條，《三國志·魏書·陳矯傳》注引《世語》說：（魏明）帝憂社稷，問矯：“司馬公（懿）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司馬懿是朝廷重臣，但能否忠于魏室（社稷）還不太清楚。陳矯見司馬懿權勢不斷增大，對其發(fā)展前景有些擔心。

        第三條，《三國志·魏書·高堂隆傳》載老臣高堂隆臨終前口占疏文說：“宜防鷹揚之臣于蕭墻之內(nèi)。”高堂隆所說鷹揚之臣也顯然系指司馬懿。

        司馬懿萌生取代曹魏之心，是在魏明帝曹睿死后，他和曹魏宗室曹爽共同輔政時期。曹爽是一個既愚蠢又貪心的家伙，他排擠司馬懿，司馬懿借機歸家“養(yǎng)病”，暗中準備，拉攏檔羽，訓練軍隊。到249年，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發(fā)動政變，將曹爽集團一網(wǎng)打盡，高平陵政變后，司馬懿掌控了曹魏大權，但是反司馬的力量依然很強，司馬懿和他的兒子為掌控大權，與反對派進行了一波又一波的爭斗，但不管怎樣說，曹魏歷史進入了司馬氏時代。

        司馬懿死后，他的兩個兒子司馬師、司馬昭相繼執(zhí)政，將曹魏大權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不過，曹魏勢力是不會輕易退出政治舞臺的。從249年司馬懿發(fā)動政變到265年西晉建立，16年中，反抗司馬氏專權的事件從未停止過。從外部看，曾爆發(fā)過三次以對抗司馬氏為目標的淮南之叛：251年王凌之叛；255年毌丘儉之叛；258年諸葛誕之叛。從內(nèi)部講，僅皇帝發(fā)動的反司馬事件就有兩次。第一次是254年，小曹芳密謀襲殺司馬師；第二次是260年，魏帝曹髦不堪忍受司馬昭的專橫，向幾個大臣訴苦水，歷數(shù)司馬昭：“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并且親自披掛上陣，企圖殺掉司馬昭。曹魏勢力對抗司馬氏無異于以卵擊石。結果他們的圖謀均被粉碎，曹芳被廢，曹髦被殺，曹魏集團陷入風雨飄搖之中。

        為有效地震懾反對派，司馬師還對士人群體實行高壓政治，順者昌，逆者亡，著名的文人團體--竹林七賢，在司馬氏的威懾下，分化瓦解，有的投靠了司馬氏，有的繼續(xù)與司馬氏持對抗態(tài)度，著名士人嵇康竟被司馬昭殺掉。

        司馬懿父子對政敵毫不手軟，擊敗了曹魏集團一次又一次的反撲，到265年，司馬昭之子司馬炎迫使魏帝曹奐下臺，取代曹魏，登上了皇帝的寶座。

        司馬氏家族奪取曹魏政權從根本上講是不同政治集團之間的利益之爭。比較而言，司馬懿是憑借軍功登上高位的，在曹魏政權中屬于“事功派”；而曹爽集團，是由曹魏宗室及貴戚子弟組成，不務實，尚空談，可稱“浮華派”。事功派的司馬懿能夠最終取勝，反映了司馬氏集團在政治謀略、政治斗爭經(jīng)驗方面遠遠強于曹爽集團。

        不過，在這場殘酷的政治博弈中，也暴露出司馬氏奸詐、殘忍的一面。比如他對曹爽集團成員“夷三族”，許多無辜之人也慘遭殺害。受到牽連的人，無論男女老少，包括已出嫁多年的女子，全部連坐處死。為使士人就范，他們軟硬兼施，在利益和死亡面前，士人集團分化瓦解，以竹林七賢為例，王戎、山濤不失時機地加入了司馬氏集團，向秀則步他們后塵，頂著司馬氏的嘲諷，違心加入。向秀入仕僅為保全性命，《晉書·向秀傳》說：“后為散騎侍郎，轉(zhuǎn)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在朝不任職，容跡而已。卒于位。”可知他僅掛個做官的空名。同樣為保命的還有阮咸、劉伶。他們似乎看透了人生，既不是勇敢地參與政治，又不投靠司馬氏，而是崇尚老莊，放達任性。終日我行我素，玩世不恭，常有驚人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