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敏與孔冬梅在賀子珍的蘇聯(lián)住所

　　至今人們談論起這段往事，都為賀子珍惋惜。如果當初她不走，或者走了以后，很快就返回延安，雙方盡棄前嫌，言歸于好，不就不會釀成這段婚變的悲劇嗎?直到很久以后，中國發(fā)生了“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當年駐蘭州辦事處主任謝覺哉，在談起這件事時，還常常后悔地責怪自己，當初勸說賀子珍返回延安不力。他說：“要是知道后來的事情搞成這個樣子，我那時候說什么也不會讓她走。”這當然都是人們的善良愿望。

　　賀子珍在談到這段歷史時，充滿了悔恨，她的眼神都變得呆滯起來。她說：“我不怨毛主席，一切都怨我。我當時太年輕，不懂事。我一心只想出去把身體養(yǎng)好，再學習幾年，就回來。我還想為檔做點兒工作，沒想到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么簡單。”

　　賀子珍的確想得太簡單了。她為此飲恨終生。從那個時候起，一直到她去世，她沒有說過毛主席一句不是，對毛主席也從來沒有過一句怨言。她總是責怪自己，默默地承擔著這悲苦的后果。人們無法預料不存在的，或還沒有發(fā)生的事情。人世間一切事物的發(fā)展本來是復雜的、多變的、曲折的，更何況是具有復雜思想的人呢?賀子珍當時只有28歲，年輕氣盛，從一種簡單的、良好的愿望出發(fā)，認為自己走的理由充分、正確，就理直氣壯地、坦坦然然地走了。她怎么能料到事情會發(fā)展到這一步呢?她為自己的行動付出了高昂的代價。